近年来，农业领域的“三增现象”引起了学者和媒体的普遍关注。这三个“增长”主要是指近10年来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在逐年增长，2010年以来进口的粮食也在快步增长，同时，全社会的粮食库存也在迅猛增长。许多储备粮仓“粮满为患”，“陈化”及粮储系统贪腐问题不断曝出。

“三增”现象看似让人困惑不解，却不难解释。粮食总产量的提高主要是得益于近年来良种的培育与推广，更高效工业肥料的应用以及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比如机械化耕种和规模化经营等。

中国去年进口粮食突破首次突破1亿吨，其中包括7140万吨大豆、300万吨大米、小麦和玉米各250万吨、大麦、高粱、玉米酒糟各500多万吨和800多万吨的木薯粉。进口剧增的原因主要是受“价格”影响，国内此类粮食的价格近几年普遍高于国外，“进口”即是为买“便宜”了。

在人口基数几乎没变的条件下，近年来粮食的总产量和进口数都在大幅增加，说明人均消费的粮食实际上也在增加。无论这种“增加”是直接食用，还是通过化学作用转化为油、肉、蛋或更精细化的加工，都表明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在改善，质量在提高，值得大书特书。

而库存的大幅增加至无仓可储，则是源于国家的收购政策的“错误”。原意为保护农民利益的粮食“最低收购价”，近年来却变成了市场上的“最高购买价”，远高于市场的正常交易价。甚至政府收购的麦价、稻价比市场上交易的面价、米价都高出不少。农民恨不得把所有产出的粮食都卖给政府，导致各级政府的粮仓库存急剧增加，仓满为患，陈化粮问题也跟着出现。而由于这收购价和市场价“价差”的存在，也给了粮储系统的官员“上下其手”的机会，“窝案”频发。
一方面是国际的“低价粮”急剧地涌入中国，一方面是政府以“高价”收购国产粮入库，陈化粮问题出现。这种局面短期可以，长期看一定难以为继。政府能拿出多少财政收入投入收购，并以如此的“浪费”，来保障种粮农民的“利益”？且这种价格补贴真的能保证种粮农民的利益吗？

进口的含义
进口是“交易”，原因在于同一质量下，外部的粮食到岸价格要低于国内，市场于是有了买“便宜”的需求。“交易”是“上下交征利”，在自愿原则下，一定对买方和卖方皆有利。“交易”下的产出活动，使得每个人都能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进行专业生产，分工细化，人类所拥有的知识和劳动效率成几何级数倍增，结果是整个人类的财富迅速增加，每个个体都从这“增加”中受益。

进口粮食，与“交易”其他任何商品和服务没有两样，对中国和出口国亦皆有利。对中国而言，实际上等于购买了“出口国”的“土地”和“劳动力”（粮食不过是两要素的合作产出物而已）。同一价格下，能买到外国产出的更多的粮食，为何“傻”到去拒绝？很多人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认为国内粮食的产出必须“自给”或“进口”不能大多，否则或引发“粮食安全”问题。这是一种常见的谬论，但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当下的农业政策。

粮食事关生存，必须自给，是这谬论的逻辑。但细问一下，哪一项商品和服务不是事关生存？一个家庭是否要“衣食住行”皆要自给自足，才能存活？不种植稻米，是否就没有稻米可食呢？北欧的很多国家不产粮，不见饿死，也没有出现所谓的“粮食安全”问题。粮食与其他商品和服务没什么两样，也不应该当作“两样”看。

存活或存活的质量高低问题，实际上是个“收入”问题，而不是粮食必须“自给自足”的问题。一个富人不事躬耕，但照样可以日日美味佳肴，历来是只有穷人而不是富人饿死。只要中国经济继续增长，民众收入持续提高，何用愁粮食不够“吃”的问题。君不见巴黎的奢侈品商品可以单为中国人周末开门，就是看中了国人的“购买力”。

实际上，中国从改革开放前的食不果腹，到目前对饮食的精益求精，百般挑剔，恰是因为自邓公始，中国放弃了“自给自足”、“闭关锁国”，参与了全球的分工，发挥了本国的比较优势，使得民众的收入快速增长的结果。为什么一到了“粮食”问题，就又回到了必须“自给自足”的思路上来？

把粮食安全与耕地面积划等号，是另一种谬论。且不说耕地的数量管制造成的工业和商业用地的成本大幅增加，从而损害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竞争力，影响民众收入的提高。单说粮食总产量的问题，其实仍是个“价格”问题。只要出价够高，全球的土地都可以为中国人生产粮食。近年来国内的粮价仅开始高于国外后，进口就激增。若一斤小麦50元，中国农村家庭的房顶上可以瞬间麦苗青青。而以色列人可以在沙漠地“滴灌”种植西红柿。“价”会调节“量”，且在现代技术条件下，粮食的产量已与土地数量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些“常识”在制定政策时，常被有意或无意的“遗忘”。

若进口太多，发生战争的非常时期，会不会引发粮食的安全呢？且不说中国至今有“储粮”的传统，在现代技术条件下，以中国的土地规模，地形气候条件等，不出半年即可种出。中国已成全球第二大国，实际购买力论可能已是第一大国，一吞一吐都在影响全球价格，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唯美国能匹敌。而美国又奉行实用主义，只要中国自身的决策不出错，被入侵或引发战争的几率极低，何况还有“核恐怖平衡”的约束。

而进口太多，别国会把粮食当作大宗商品“武器”的论调，不过是一种想当然，更不值得一驳。谁见过把某一“商品”当作“武器”挥舞，妄图操纵“市价”而有成功的先例？

“价补”的错误
很多人认为，西方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都对农业实行了价格补贴，以维护农民的利益，中国也不能例外。这是一种相当奇怪的论断，不去思考对农业进行补贴的道理何在，而是想当然地认为别人做的，中国也一定要跟着做。西方在投票逻辑下，被农业利益团体“挟裹”而采用的约束进口，高价补贴政策，导致的粮价高企和种种“浪费”，反而被无视。

自2008年以来，原来为储备和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而实行的“最低收购价”，近年已经变成了“最高市场价”。去年，小麦的收购价是1.18元，粳稻1.55元，玉米在1.12元左右，均高于市场交易价。去年大豆的收购价是每吨4600元，而进口大豆完税后的到岸价格还不到3500元；而在新疆实行的皮棉收购价是每吨19800元，市场上实际交易价为13500元。如此高的“收购价”，粮仓不瞬间满仓才怪。原则上说，只要收购价高于市价，农民一定会争着把全部粮食卖给国家，何况“高”得如此之多。

如此高的收购价，等于是政府以财政收入，以其他纳税人的银子“补贴”了种粮农民。这种“价差”的客观存在，给负责收购的粮储系统官员以巨大的寻租空间，所以近年来案件不断，严重浪费了纳税人的银子。而这种高收购价也不可能长期持续，只能有选择地进行，一旦财政支付不起时，必然要先对收购的数量进行限制。有一天被迫放弃或下调收购价时，也必然会加剧市场粮价的大幅波动，有违储备平抑粮价的初衷。因为如此的政府收购价，是对市场粮价讯号的扭曲，必然在资源配置上引发“错配”。最终，这“错配”的代价不单单是财政买单，种粮农民也要支付。

可以以低价进口外国产的粮食，节约成本而不去做或患得患失，另一方面却以纳税人的银子去补贴种粮农民，致使仓满为患，粮食“陈化”腐烂，岂有如此“神经错乱”的农业政策？

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农民的收入究竟由什么决定的？以这种收购价的“价格补贴”或其他的直接补贴（包括种粮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综合补贴四项，去年财政支出1700亿。财政部是按照基本农田数做补，以15.6亿亩算，约等于每亩补贴100元多一点）真的能帮助农民提高收入吗？

真正的帮农之道
农民的收入是由其向市场提供的边际产出决定。农民收入低，是因为他们所拥有的农耕知识“不值钱”，市场本身给的“价低”。清朝时，中国曾达到了农耕时代文明的顶峰，“精耕细作”的知识全球独步。但面对西方工业知识的突然冒起，这类“精耕细作”的知识就急剧地贬值了。并不是满人做的不够好，才使得清帝国灭亡，而是面对全球竞争，举国“知识”却贬值时，必然伴随着地位的骤降。这道理若产业升级代换时，数码代替了胶片，柯达要破产重组一样。
中国人要赶上，再次提高收入水平，就必须要大范围地更新知识系统，由“精耕细作”转向“加工制造”。所以，这100多年来数代人为之努力的“现代化”，主要内容就是“工业化”。

改革开放后，农民生活大幅改善，收入在近年也快速增长，实际上是中国工业化的成功，致使8亿多人由农转工，先在“血汗工厂”中“干中学”，逐步更新了知识结构的结果。大量农民由农转工，从土地上走出来，才把留下来耕作的农民的收入拉的“飞起”。务工的收入是务农的“机会成本”，只有把工农业如此打通了看，才能明白近年来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的原因。而近年来粮价涨的快，除了货币因素外，是因为农业劳动力的成本快速上升的缘故。由“机会成本”上升而引发的农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必然意味着中国工业全球竞争力的增强和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本该值得高兴才是，但却被一些政策制定者当作农业“隐忧”来处理。

农民收入的提高不是粮价或其他补贴的“结果”。政府约束进口，并以“收购价”补贴农民，本质上是放弃了全球分工，放弃了业已被中国工业化证明非常成功的以市场配置全球资源的高效，使举国去买“贵”而舍“廉”，得不偿失。且如此的价格“扭曲”也使得农民依附于土地，放缓其农转工的步伐。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之道在于更新农民的知识结构，提高其人力资本含量，并废除农转工的种种阻碍政策。

为此，农业的各种补贴要尽早废除，要大胆解放思想，鼓励进口，放弃“粮食安全”的谬论。同时，也要废除最低工资法，劳动合同法等限制用工自由的法条，使得“血汗工厂”能够存在，缺乏加工制造知识的农民能够进城找到“工”，在“干中学”中更新知识，逐步提高收入。也要取消“限购”、“限价”等限制农民进城的住房政策，并改革户籍制度。

当前农民进城务工的渠道通畅，但变成“市民”的渠道则受到户籍制的约束。若说废除户籍，在技术上分分钟都可以实现。近年来之所有雷声大雨点小，就是因为户籍背后的“福利”在“作痛”。当前，城里人在医疗、教育和社保等方面的福利远高于农村，已经偏离了其产出贡献，解决之道不是“公共福利均等化”，允许农民自由进城，把所有进城农民的福利水平提上来，达到原有城里人的水平。这样做，会使农民蜂拥入城，各地城市财政破产的同时，也会妨碍中国经济和民众收入的持续增长。

应有的思路是把城里人的福利水平降下来。城里人享有的“高福利”是通过行政手段，把医疗、教育等服务的价格压低实现的。这就牵扯到医院、教育等机构的产权改革，目标是破除价格管制和准入管制，实现服务的市场化定价，“价高者得”。而由于当前的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的名义工资定得很低，其实际收入是由享有的低价甚至免费的医疗、教育服务来“暗补”的。要对医疗、教育、社保等进行改革，必须对这一群体享受的“暗补”收入进行某种“补偿”，或直接提高其名义收入，否则由他们起草或主导的改革，必然会“不了了之”。此非本文论述的重点，这里不做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