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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首次:从全城无酸粉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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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吃米粉,这是筑城人最喜爱的食物之一,也不仅仅只是早餐,其实中餐也常用,而这个米粉有别于一般水粉。简单地说,是要在大米磨浆、压条成形的过程中,多加一道加热发酵工艺,酸粉的特点是摸着黏手,闻着吃着略带酸味,当然,这味道有些外地人是接受不了。

本市5月无酸粉(注:从5月11日起逐步恢复了供应 ),什么情况?我打小就没碰到过。这段时间不仅仅是酸粉,连早上9点后的早餐摊位也消失,晚上路边的烧烤夜市均不见,一些常年营业的餐馆、成行市的路边洗车、修车店也停业。有人说卫生大检查,不是。历来的卫生检查没有如此久过,关键还有一点,可以不见摊位夜市,但不会吃不着酸粉。有人说是查出酸粉生产中使用了“吊白块”这样的致癌物,这也不成立,因为这也是“老皇历”。其实,这个情况的出现,要拜中央第七环境保护督察组(下称“七组”)入黔所致,了解的情况是这样,酸粉生产中加温发酵这道工艺,现普遍用烧煤锅炉加热,由此产生粉尘对环境造成污染,投诉后被环保部门叫停,而整改需要更换设备。且不论小厂的观望,就算第一时间要恢复生产的大厂,整改也需要时间,这就造成了当下十来天的断档。而对应的普通水粉,因没有这样的问题,则供应无碍。

还是来看入黔七组战报,从上月26日起(本市从上月19日,相关各部门就开始提前做功课迎客),七组集中处理围绕着环境保护的各种投诉,截止至5月16日公布的处理进度如下:

这些投诉主要集中在三块:水污染、噪声污染、大气污染。投诉渠道一是电话投诉,主要通过12319的城建服务热线、12369的环保举报热线,12345的市长热线,和七组新开的热线举报。还有就是给这些职能部门的投诉信件构成。

表中数据简要说明(指狭义):

序号、市州栏:略。

受理举报数量栏:通过电话、信件举报,在入黔时间段内,投诉转办数量以及总量共计2102件。补充一点:其中,按级别分为一般投诉案件1836件,占近九成。这个属于常态且大部分能及时处理的案件,重点案件266件。从区域看,省会占总投诉量的近六成,加上第二大城市遵义总共占到近八成。

交办数量栏:就是受理举报数量的合计数,含义着对所有举报都要落实执行。

已办结栏:此栏起,皆是最新情况。显示的是按真实性分类,并交由相对应部门一一落实处理,并完成回访的投诉案。

责令整改栏:对于属实举报,有事实依据,不达标的各违法主体限期整改的总家数,整改验收达标后,方可恢复营业等。

立案处罚栏:整改不达标,或屡次对整改不予配合的,要进行对应处罚,其标准按2015年1月1日实施的新《环保法》(下称“新法”)执行。力度极大,比如现阶段一律按新法查处,本市有一知名烤鱼餐馆,罚款金额四万元,自行整改又花了三十多万。

罚款金额栏:目前,一至五万元的处罚较多,但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所谓“上不封顶”。

立案侦查栏:是案件查处阶段的含义。

拘留栏:细分的行政栏是指被政府行政处罚最重的一类。细分刑事的数据均为“0”,但从逻辑和内容上对应着立案侦查栏,但立案侦查有过程,最终反映到刑事栏上有时滞。

约谈:从一般干部至县级(处级)干部,更多的是针对有职权的科级及以上干部的谈话,督促其进一步落实工作,本市大当家——省常委“达康”书记已被约谈。

问责:七组的组员有中纪、中组成员,手持尚方宝剑——拥有停、免、撤职的“生杀”大权,以此约束各级地方党政官员。本市辖下某城区分管的两位区长,本市管辖面积和人口最大的石姓主任等已被问责。

汇总表的基本情况介绍完毕,再讲一下数据背后的真实场景。史上没有过的环保风暴收获颇丰,局限之一,要拜新法,七组手持大法赋予的高标准约束(本地基层干部称之为“划了杠杠”,对涉及的各主体,包括对地方官员都有法可依,可办),带着“有罪推论——既没有投诉就是做假”进行检查。局限之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管理权限”所决定,导致一些情况无法在中、短期内彻底解决,回访后投诉依旧,这样,形成“铁案无数”。我们按住一般性质的常态投诉,取问责的重点案件里,反复多次投诉解决不了的“不作为”铁案来说明。

对乌当高雁垃圾填埋场废气污染的投诉:本市目前的几个垃圾填埋场,都是传统的填埋工艺,长期超负荷运转,基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上马“高大上”的新厂。但随着城市扩张,周边修建起了商品房,这避免不了的臭味,自然成为众矢之的。虽然加大了除臭等等技改投入,但并没有从所谓的“根本上”解决问题,在规定期限内结不了案,就要被问责。

对花果园V区的投诉:石姓主任背锅下课。客观地说,本市这几门热线的结案率是极高的。但此区域“火车噪音”结不了案。原因是这样,一是铁路部门规定途经进站信号机前必须鸣笛;二是此地进入居住密集地带,常有人员穿行,火车司机按规定鸣笛警告。按目前最新的管理方式,是24小时巡查值班,禁止人员通行(听说又因此被投诉,理由是在此区域封闭,又影响到了出行方便),再配上早已加盖了的隔音板,但从根本上还是不能完全解决火车进站鸣笛的声音。而地方政府(下称“地方”)已经早就与其机务段的分管领导,成都铁路局协商N次,但受权力边界的约束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这怎么会是不作为,但结不了案就是要被问责,没有余地。

对知名企业“老干妈”的投诉:周围居民反复投诉其油烟污染,此次“干妈”也被约谈,而政府相关的工作人员被问责17名。众所周知,制作油辣椒的过程,的确会产生浓烈并呛人的油烟,但“老干妈”最近十来年,先后投入了几千万元来治理油烟,分别在2006年和2014年前后购买了几十套油烟净化设备。环保风暴的当下,又再度投入上千万元整改,效果还是不错的。但这样再搞下去,“干妈”怕是要走,相邻的红色遵义橄榄枝早已备下,信誓旦旦各种保证……。

再深入一层看这些案例。第一例,我就去过投诉集中的保利·春天大道(楼盘)多次,有亲戚就住那里,根本闻不到臭气,更不要说“熏天之臭”, 连续几年的投入,尤其是去年,其实已经处理得很好了,垃圾场周边五、六百米基本没有什么臭味,但依然有部分居民继续投诉(真是蛋疼)。再者,所谓”臭“,也还有其它原因,比如垃圾运输过程中所产生的,同区域的污水处理厂所产生的,从地方到省政府已经多次协调整改。且再退一万步,要做到“眼不见为净”的所谓“根本上”,那是一个极具庞大的工程,可以说是“城区再造”,这样的解决则需要在更有利的时候才有条件办。再说花果园V区,当时房开打造其项目为美丽“半山小镇”,有V、W、X三个组团。但很多本地人,尤其是要购房的人都知道,站在此区域就能明显地看见铁路穿过,功课再多做一下,还知道旁边有污水处理厂。再来看此房,容积率极高,是小户型为主的超高层建筑,而地处主城区的电梯房折后大致3900一平,很是“便宜”,明显低过市区房价的中位数水平,比周边的其它商品房便宜至少千元以上,因此买房者众多,我们称之为刚需房(笑)。当然,我们不否认,房开的销售宣传多少有水分,但明显低过“市价”的主城区房,加之买房者收到房开对火车噪音处理的承诺,已经充分说明一切。是的,房开(履行承诺)与地方合作,为此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升级改造,从隔音到巡查实属不易,但这些人一旦住进去后,投诉——是“永不消失的声波“。第三例,本地著名企业,享誉世界的“老干妈”,为了不被停工而积极整改,省委省政府则不遗余力的立保,向其解释该企业是民族品牌(可以说,把“老干妈”放在和茅台相同的高度),且早就积极主动参与环境保护建设的号令,一一落实在行动上,不仅花钱安装、升级设备,还规划了短、中、长期整改。客观地说,该企业所做的这一切,的确不能消除投诉者口中的“百分之百”,但,“百分之百”本来就是一个神话,不是真实世界。我们走在“老干妈”所处的见龙路上,深入投诉源,油烟味可以说很轻很轻(我保证你途经此地却闻不着),但其投诉依旧,其行为受新法保护,现在是有举报必“执法”。我们上面讲过,受竞争约束,相邻市县早抛出橄榄枝,以“七通一平”,并按其要求修建厂房等负税收的方式争取落户,并保证杜绝周围出现投诉源。这个年收入五十来亿的食品加工企业,去年纳税七亿多,员工数千人,为了让其安心留在本地,地方已经准备不惜付出拆迁代价,改变其周边土地用途一次性解决问题,这当然是科斯理论,但代价进一步“因法而升”。

最后,我还是顺带解释关于一般性投诉结案:比如,对占道摊位、广场及主、次干道的大屏投诉,涉及到大气、噪音、光源污染的违法行为,都采取了措施。停工回访后一一结案。但这些结案,明显采取了“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方法应对。毕竟,众多个体小商贩用不起“青山绿水牌”合约,被关闭的大屏本来也是签订了合同,经营着的生意,那补贴或者放弃?不行,接地气的地方干部不得不在税收、就业、治安、环保等要素下综合考虑,以达到发展的均衡。否则,得不偿失。

在全国督政的各环保组教导大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而地方则更多的考虑,如何根据其要素禀赋谋求发展,我们知道不同合约的背后成本不同,新法那些条款所彰显的民主,给予人民充分参与(投诉举报只是一通电话成本)的法律保障,至此,唯有一声叹息。

由此可见,其所谓民众参与维法之成本何其高,这合约并不是谁都用得起。黔地不易,虽在过去六年GDP增长名列三甲,其省会人口也呈倍增长,税收增长亦不菲。但毕竟先天不足,后天刚才进入“发育期”,远远不及富裕城市的生产、生活水平,但要严格执行全国一刀切的环保大法,无疑是挥刀自宫。但好在种种迹象表明,局限下,主政一方的地方官,还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合约,目前看这合约还是很坚实。地方尽可能给予各经营主体便利,以保持其竞争力的合约,对于被问责的基层干部,视情况“灵活”处理,一个可验证的指标是问责,留有极大的回旋余地。大致的推断,很多投诉与结案将周而复始,继续“猫鼠游戏”。约束变则行为变,等七组走后本市将很快恢复常态,一段时期后,中招的经营主体和地方问责人员也能恢复租值,当然,“新法”尚在的期间,的确大幅推高了地方的直接成本,但衡量利益,将继续付出所谓“推诿”、“背锅”等等代价维护。但若到尽头,照此长期督察、督政,其制度费用飞起,各地方承受不起,最终影响全局。

最后一点,关于“懒政不作为”的现象是有,而且,有这样发展的势头。这可以是另一个展开讨论的话题,但从筑城的情况看,可以明确地指出几点:一,当下城市化的进程中,必须要求更多的,与此相匹配的公共服务,地方干部无论从数量和其工作强度上将有增无减,二,大大要求改变工作方式——从被动解决问题向主动出击的工作方式改变,并通过配套的约束惩罚,就是以问责来挤迫,以保证对其劳动产出的要求。但另一头,基层干部加班是工作的常态,却没有实实在在的“好处”(连《劳动法》所谓的加班费都属“编外”人员),再有,尤其是14年以来,获取“灰色收入”的费用陡升。这样的情况下,试图只靠“纯洁性”等道德约束和监察问责,缺乏必要的接地气的激励,可谓“又想马儿跑,又不给肥草”是以为难。这样的管理下,其对应的行为必然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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