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税和中国县际竞争

《佃农理论》中存在这样一个小人物，每当收获季节，地主需要核查佃农产量，并依据分成比例收取粮食的时候，田间地头便会出现这样一群代办人。代办人会受到佃农的热情款待，同时期待着代办人在产量数字上的小小隐瞒。

显然代办人的待遇是因为核查产量存在成本。这些成本极其有限，且受到来自两方面的约束：1、地主往往也是精明的农民，透过日常对田间作物生长的观察就能大致推算产量，2、相近的土地提供着有参考价值的数字对比。

想象一下，如果政府横加管制的不是分成率，而是分成的基准，比如不是以总产量，而是用总产量扣除肥料农资的盈余作为分成基准。那么可以预见的是，代办所接受的款待很可能从茶饭上升到一块腊肉，因为核查分成基准的信息费用将急剧上升。同样可以预测的是地主的选择，由于分成合约的成本上升，除了极少数生产力特别高的佃农土地得以保留，绝大部分租佃合约将会消失。

把土地面积扩大到县的规模，再把地租换成公共服务的报酬，地主变成了政府，代办就成了税务局。税制是合约的本质没有变，合约转变行为还是跟着转变，但代办不再是可以被漠视的小人物，政府行为转变的经济后果也会远远比一块腊肉来得夸张。

如果我们回溯到1994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十几年，地方政府早就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地方之间也存在激烈竞争。只不过行为受竞争准则决定，而影响地方政府竞争准则最大的税制安排由中央政府决定：当时的中国以营业税和所得税为主。工商业的总产出信息远比农业昂贵，因此政府只愿意去服务那些盈利规模大，又没有动机去隐瞒收入的大型国有企业，而且政府则非常乐意扩大作为其税基——也就是国有企业的收入规模。

企业的收入靠其竞争力驱动，政府无法替代企业家职能，要扩大税基唯一的办法就是设置行政壁垒——不允许地区以外的竞争企业来本地销售。这也正对应着当时中国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尴尬，市场化改革十几年，然而各地普遍堵截本地农资外流，堵截“广货北伐”。

千呼万唤的统一市场改革，却被增值税带来的合约转变轻易完成。增值税特点是抵扣，于是买方客观上会监督卖方开票，再配合开票税控的措施，总产出的信息变得清晰了。约束地方政府行为的关键局限税基变了！这样只要能带来新增收入，不论规模所有制，一律来者是客，用行政壁垒推高税基的方法得不偿失，统一大市场不请自来。从现象到本质的看，增值税改革的历程等于做了一次标准的价格理论实验：关键局限转变，行为选择转变。

这里需要追问一个问题，原则上营业税也可以层层税控开票，所得税的抵扣原理也有监督开票的效果，同样可以获得清晰的总产出数据，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呢？这是因为营业税重复计税，假设有地方政府严格层层税控开票，那么一条有十个分工环节的供应链，5.5%的营业税率就会带来70%的恶性税负，严格实施的地方经济势必完蛋。

地方政府只能接受中央政府规定的名义税率，当名义税率严重偏离实际情况时候，地方政府的行为便犹如佃农理论中应对管制的两个版本：补偿性合约和增加耕作集约度。集约度增加的假说指出，任何超额的分成都需要额外的投入来均衡，但会有社会财富下降的效果。假定17%是接近市场均衡的税率，分工条件下营业税的实际税率偏离程度惊人，政府额外投入的社会财富损失代价太大。于是地方政府转为利用执法力度的宽松去完成名义税率的市场均衡，这既突出的表现了营业税制度的弊端，也能解释为什么全国所有的地方政府一致没有采用层层税控的营业税安排。

利用执法力度获得均衡带来了两个直接弊端。一个弊端是模糊了总产出的信息，地方政府从而失去了产出分成的价格指引，第二个弊端是扩大了税务局的权力，地方政府不能直接筛选产业，好比不是由地主而是由代办来挑选农民。

增值税则为政府的行为提供了清晰的市价指引，边际上提供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的成本和收入关系一目了然，政府的招商行为选择也自然从跑部前进的行政寻租，转为面向市场竞争提升地区要素质量来参与产出分成。

由此可以清楚的看见，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贴近市场，懂得变通处理那些不合理的决定。当然中央政府并非无所作为，反而在某些合约结构中处于十分关键的地位。比如某省市单独设立增值税，由于分工不足仍需大量向区域外采购，域外的营业税无法抵扣，而域内的增值税率又高于域外的营业税率，这样的改革注定失败。追求经济总量最大和追求利润最大，是政府和公司自然而然的追求，但地方政府和公司部门一样，脱离了整体不可能单独去实现。

税制合约的转变带来了统一市场和政府竞争供应公共服务，更带来了利益惊人的空前分工。市场范围扩大固然有好处，但推到尽头扩大到全世界，一次性的收益就不能再增加，然而分工之利则近于无穷无尽。营业税就好比在企业与企业之间建立关税壁垒，严重的阻碍贸易和分工，明明外购优胜，但加税后转为自供。关税还有国家数量的极限，营业税面对的环节则近于没有上限，对供应链的分工破坏程度惊人（所得税没有重复征收，但关税性质依然，程度有所区别而已）。增值税层层抵扣的特点等于彻底消除了企业之间的“关税”！虽然增值税在零售环节收取，有减少需求量的客观后果，但其促进分工带来成本下降的效果惊人，利远大于弊，中国社会零售总额的增长远远高于那些自由贸易港就是明证。

取消“企业关税”所带来的分工智慧是不从事生意的人难以想象的。中国的家电行业独步天下，在实践中发展了很多分工的独特合约，比如有主机厂统一采购原材料卖给其供应商再以零部件形式回购，这类型合约现象无疑只能在以增值税为主体的市场环境中才能得以生存。如果转为营业税所得税乃至香港的高地价等税制合约，类似甲供这样的精彩现象将大半消失。

税制的原理永远不变，都是讲述着财税来源从根本上只有一个：社会总产出或者财富。但征缴双方在原理上永远不矛盾的利益立场却要受到实践中征管成本所干扰，征管面临的局限越多越复杂，政府与社会总产出的立场偏离也越大，从而彻底模糊了政府也是总产出的一份子，也模糊了政府功能的供给本质。政府服务显著具备共用品的特征，如何委托在私用品上收费，一直都是大难题。从井田制到人头税到增值税，不同的税制有着不同的社会现象，反应着人类社会关于税制知识的漫长实践探索。迄今为止，增值税最接近税制原理的供给本质，理应被视为中国伟大的制度建设。

增值税改革利用全国大市场、政府竞争供应公共服务、空前分工这三个变化，实现了有目共睹的经济增长效果，但还应该继续追问的是，我们在经济原理上做对了什么？

萨伊定律是说供给创造了需求。供给就是个人沿着需求曲线往左移动，为了用值更高的其他需求去放弃另外一个需求，追求比放弃多出来的所值就是社会财富的增加。政府鼓励供给最好的办法就是减少影响个人做选择所面临的交易费用。

——市场范围扩大会带来较高的价格，工人因此减少休闲去加班，是因为交易费用下降带来的供给行为。 ——政府因为有了清晰的市价指引从而乐于提供公共服务，也是因为交易费用下降带来的供给行为。 ——分工的刺激效果更加强大，因为分工带来的效率提升既能为放弃的资源出了高价，又能同时降低产品的零售价格，分工所能创造的是良性循环的加倍的需求。这也是因为交易费用下降所带来的供给行为。 十几年来中国财政收入增幅超过GDP。针对这个现象存在两个相反的解释。一个指责政府敛财过度，一个认为是政府做对事情的奖励。本文赞成奖励说法，并进一步指出实际税率是市场给予政府所提供服务的价格，实际税率的不断提高是增值税制度下政府竞争行为所带来的新的均衡。

设计一个关键验证。把全国的省市按照1994到2015年GDP的复合增速高低排序，依次取前后各六名构成对照。如果奖励说成立，那么高速组将获得相对低速组较高的实际税率奖励。

该验证的逻辑是：既然增加供给就是增加社会财富，那么由政府提供的利于供给分工的公共服务就将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因此，经济较快增长的样本必然对应质量提升更快的政府公共服务，作为公共服务价格的实际税率也将更高。暴敛所导致的后果则完全相反。利用对立假说在关键验证的数字排序上含义相反，我们展开检验。 注：1、对照样本剔除了GDP规模小于一万亿的省份； 2、实际税率的计算以六个省份一般预算收入总和除以GDP数据总和，如果以各省实际税率简单平均计算也有同样显著的结论； 3、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历史上的增值税改革只是一个税制的小题目，但小题大做，引发的是整个供应行为的连锁变化。其深刻的揭示了政府供给侧改革的内涵，正是通过减少交易费用来增加供给的行为。

文章推论：

1、所得税之所以普遍和营业税合并执行，其根本原因在于利用所得税的抵扣功能降低征管成本。利润等于收入减去成本，如果不能证明自己的成本，那么就要多缴纳所得税，因此所得税也具备互相监督开票的作用。所得税本身稽核耗费巨大，但带来其他税种的征管便利，这是税制利用自私去降低交易费用的设计。

2、有了利用合约去约束竞争行为从而激励供给的高观点，随手破除传统的财税的价值观。只要利于社会总供给，税收总额并非越低越好，税制也并非越简单越好。

——税收总额好比餐厅吃饭，质高价高，社会购买公共服务道理亦然，纯粹分配财富的税当然另当别论。 ——税制成本当然越低越好，只不过不是直接拿不同税制成本来比较，而是从每增加一单位社会财富所必须要付出的税制成本越低越好来看待。正如农业社会的交易费用总量远低于工商业社会，难道为了交易费用总量更小，我们值得退回到农耕社会吗？ ——财政刺激的理论逻辑也有了扎实的基础，但不是四万亿那种乘数理论，而是财税合约转变各主体行为选择跟着转变的合约理论。传销活动的地图分布规律。

3、投资挤出效应换角度看。政府投资提供公共产品及服务，有正面促进社会供给的效果，是因为政府有时能实现市场之不能。因为节省了市场处理所面临的高昂交易费用，所以政府在恰当的领域投资供应，能带来出色的投资回报率。市场中无数主体皆看自己收入与成本去做投资决策，互相挤出，回报率高的投资挤出回报率低的投资，这一过程正是社会总财富最大化的内在需要。促进总供给的视角看得清清楚楚，政府投资与私营企业的投资应当遵循同一个规律，只要是回报率高的挤出回报率低的，谁挤出谁都是理直气壮！不要担心政府拥有强权，有税收的机会成本的约束，愚蠢的投资政府不会追求。

4、实际税率的不断提高证明了产业升级是一个一直存在且不间断的过程。名义税率不变的情况下，实际税率的提高本质是高附加值行业产出占GDP比例的不断提升。高附加值本质上是知识的价格，这也意味着地区会竞争高素质人才落户兴业。政府不间断改善并向市场提供公共服务，市场就会自发响应，成功吸引到高素质人才的地区将得以享受正回馈。实际税率与GDP双升的良性循环说明，产业升级已经包含在现有制度局限下政府和市场的行为逻辑当中，目前中央外生的升级政策并非必要条件。外生政策很有可能成为市场噪声，或者行政上无法贯彻。（注：产业政策没有任何界定的概念内容，这里仅仅指由中央部委决策的产业差别待遇，而不涉及不同地方政府针对市场政府边界的处理变化。） 附录本文验证所涉及的地区GDP和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数据资料如下：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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