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采用应付款的安排？ 商业现实中，实力越强的主机厂对外采购，应付款的规模往往越大，供应商一边为收款延后叫苦，一边又打破头竞争入围。 供应商不可能不把其资金利息加在供应价之上，有无账期是两个价。按理说，主机厂资金成本便宜，如果现款现货采购价格一定能下降若干。对最终消费者而言，重要的是同样质量怎么安排才能更便宜。应付款的安排非常普遍，容易看到，往往承担资本投入的老板实力相对弱小，如果交易安排全部改为现款现货，每个环节都可以便宜若干，供应链越长，最终产品便宜的幅度越大。 ...
一座城市是如何选址的呢？如果我们把时间拉的很漫长，再把同一座城市在不同时期的位置像动画片一样连续翻页，那么就能清楚的看到城市在移动。 真正追问的问题是，控制城市选址的原理是什么？城市为了交易而产生，没有交易就没有城市。自然状态下农村也会发生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圩市，一般由临时的小推车或者棚板等设备辅助，随着交易频繁程度提高和交易规模扩大，拥有永久建筑的街道比圩市就显得划算了。由此可见，圩市发展为街道，街道发展为城市，皆因交易而起。城市的本质，就是为了尽可能节省分工贸易的交易费用。地租是分工合作的产出巨利相当部分转移到土地之上。交易费用每降低一点，分工合作的产出往往有惊人的响应，城市规模就越大，地租也越高。 追求在局限条件下交易费用最低的经济规律控制着城市的选址变迁。交易费用最低的规律不变，城市位置的动画片轨迹反映着影响交易费用的局限条件的持续变化。反过来，如果我们能够抓到关键局限的变化，就能预测城市选址的发展。 通常来说，地势平坦非常有利于节省人流物流的交通成本。所以我们中华文明最早的大规模城市群就在关中和华北平原上发展起来，西南地区多山，城市群的密度就远远比不上其他平原地区，但往往山地中的一块坝子（平地）就成了当地某个小城镇的所在。平坦之外，开阔是另外一个非常有利于展开分工合作的条件。工商业者比邻而居，非常方便互相询价、发货、协作等生产过程，因此我们传统的城市都呈现出方块城或者放射状的特征，这绝非什么中央集权文化所导致，而是利用平坦开阔的地势向四周扩散去节省分工合作的交易费用。我们可以利用西双版纳去验证一下，究竟是中央集权文化还是经济规律导致的城市选择。版纳历来民族众多，傣王统治力远比上北方汉文化，但经济规律依然控制着当地人挑选着山地中的坝子去发展城市，并在最大的一个坝子上形成了辐射状的城市中心。 阐述了这么多，才轮到文章的主角重庆登场，之所以铺垫这么多背景，也是为了衬托重庆异峰突起的反例。重庆建城已历千年，一直舍弃地势相对平坦开阔的江北地区，却牢牢的根植在渝中半岛高耸的山岭之上。时间最睿智，这么强烈的反例是否真的推翻了城市利用地势平坦开阔来节省交易费用的逻辑呢？ ...
《佃农理论》中存在这样一个小人物，每当收获季节，地主需要核查佃农产量，并依据分成比例收取粮食的时候，田间地头便会出现这样一群代办人。代办人会受到佃农的热情款待，同时期待着代办人在产量数字上的小小隐瞒。 显然代办人的待遇是因为核查产量存在成本。这些成本极其有限，且受到来自两方面的约束：1、地主往往也是精明的农民，透过日常对田间作物生长的观察就能大致推算产量，2、相近的土地提供着有参考价值的数字对比。 想象一下，如果政府横加管制的不是分成率，而是分成的基准，比如不是以总产量，而是用总产量扣除肥料农资的盈余作为分成基准。那么可以预见的是，代办所接受的款待很可能从茶饭上升到一块腊肉，因为核查分成基准的信息费用将急剧上升。同样可以预测的是地主的选择，由于分成合约的成本上升，除了极少数生产力特别高的佃农土地得以保留，绝大部分租佃合约将会消失。 把土地面积扩大到县的规模，再把地租换成公共服务的报酬，地主变成了政府，代办就成了税务局。税制是合约的本质没有变，合约转变行为还是跟着转变，但代办不再是可以被漠视的小人物，政府行为转变的经济后果也会远远比一块腊肉来得夸张。 如果我们回溯到1994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十几年，地方政府早就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地方之间也存在激烈竞争。只不过行为受竞争准则决定，而影响地方政府竞争准则最大的税制安排由中央政府决定：当时的中国以营业税和所得税为主。工商业的总产出信息远比农业昂贵，因此政府只愿意去服务那些盈利规模大，又没有动机去隐瞒收入的大型国有企业，而且政府则非常乐意扩大作为其税基——也就是国有企业的收入规模。 企业的收入靠其竞争力驱动，政府无法替代企业家职能，要扩大税基唯一的办法就是设置行政壁垒——不允许地区以外的竞争企业来本地销售。这也正对应着当时中国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尴尬，市场化改革十几年，然而各地普遍堵截本地农资外流，堵截“广货北伐”。 千呼万唤的统一市场改革，却被增值税带来的合约转变轻易完成。增值税特点是抵扣，于是买方客观上会监督卖方开票，再配合开票税控的措施，总产出的信息变得清晰了。约束地方政府行为的关键局限税基变了！这样只要能带来新增收入，不论规模所有制，一律来者是客，用行政壁垒推高税基的方法得不偿失，统一大市场不请自来。从现象到本质的看，增值税改革的历程等于做了一次标准的价格理论实验：关键局限转变，行为选择转变。 这里需要追问一个问题，原则上营业税也可以层层税控开票，所得税的抵扣原理也有监督开票的效果，同样可以获得清晰的总产出数据，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呢？这是因为营业税重复计税，假设有地方政府严格层层税控开票，那么一条有十个分工环节的供应链，5.5%的营业税率就会带来70%的恶性税负，严格实施的地方经济势必完蛋。 地方政府只能接受中央政府规定的名义税率，当名义税率严重偏离实际情况时候，地方政府的行为便犹如佃农理论中应对管制的两个版本：补偿性合约和增加耕作集约度。集约度增加的假说指出，任何超额的分成都需要额外的投入来均衡，但会有社会财富下降的效果。假定17%是接近市场均衡的税率，分工条件下营业税的实际税率偏离程度惊人，政府额外投入的社会财富损失代价太大。于是地方政府转为利用执法力度的宽松去完成名义税率的市场均衡，这既突出的表现了营业税制度的弊端，也能解释为什么全国所有的地方政府一致没有采用层层税控的营业税安排。 利用执法力度获得均衡带来了两个直接弊端。一个弊端是模糊了总产出的信息，地方政府从而失去了产出分成的价格指引，第二个弊端是扩大了税务局的权力，地方政府不能直接筛选产业，好比不是由地主而是由代办来挑选农民。 增值税则为政府的行为提供了清晰的市价指引，边际上提供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的成本和收入关系一目了然，政府的招商行为选择也自然从跑部前进的行政寻租，转为面向市场竞争提升地区要素质量来参与产出分成。 由此可以清楚的看见，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贴近市场，懂得变通处理那些不合理的决定。当然中央政府并非无所作为，反而在某些合约结构中处于十分关键的地位。比如某省市单独设立增值税，由于分工不足仍需大量向区域外采购，域外的营业税无法抵扣，而域内的增值税率又高于域外的营业税率，这样的改革注定失败。追求经济总量最大和追求利润最大，是政府和公司自然而然的追求，但地方政府和公司部门一样，脱离了整体不可能单独去实现。 税制合约的转变带来了统一市场和政府竞争供应公共服务，更带来了利益惊人的空前分工。市场范围扩大固然有好处，但推到尽头扩大到全世界，一次性的收益就不能再增加，然而分工之利则近于无穷无尽。营业税就好比在企业与企业之间建立关税壁垒，严重的阻碍贸易和分工，明明外购优胜，但加税后转为自供。关税还有国家数量的极限，营业税面对的环节则近于没有上限，对供应链的分工破坏程度惊人（所得税没有重复征收，但关税性质依然，程度有所区别而已）。增值税层层抵扣的特点等于彻底消除了企业之间的“关税”！虽然增值税在零售环节收取，有减少需求量的客观后果，但其促进分工带来成本下降的效果惊人，利远大于弊，中国社会零售总额的增长远远高于那些自由贸易港就是明证。 取消“企业关税”所带来的分工智慧是不从事生意的人难以想象的。中国的家电行业独步天下，在实践中发展了很多分工的独特合约，比如有主机厂统一采购原材料卖给其供应商再以零部件形式回购，这类型合约现象无疑只能在以增值税为主体的市场环境中才能得以生存。如果转为营业税所得税乃至香港的高地价等税制合约，类似甲供这样的精彩现象将大半消失。 税制的原理永远不变，都是讲述着财税来源从根本上只有一个：社会总产出或者财富。但征缴双方在原理上永远不矛盾的利益立场却要受到实践中征管成本所干扰，征管面临的局限越多越复杂，政府与社会总产出的立场偏离也越大，从而彻底模糊了政府也是总产出的一份子，也模糊了政府功能的供给本质。政府服务显著具备共用品的特征，如何委托在私用品上收费，一直都是大难题。从井田制到人头税到增值税，不同的税制有着不同的社会现象，反应着人类社会关于税制知识的漫长实践探索。迄今为止，增值税最接近税制原理的供给本质，理应被视为中国伟大的制度建设。 增值税改革利用全国大市场、政府竞争供应公共服务、空前分工这三个变化，实现了有目共睹的经济增长效果，但还应该继续追问的是，我们在经济原理上做对了什么？ 萨伊定律是说供给创造了需求。供给就是个人沿着需求曲线往左移动，为了用值更高的其他需求去放弃另外一个需求，追求比放弃多出来的所值就是社会财富的增加。政府鼓励供给最好的办法就是减少影响个人做选择所面临的交易费用。 ——市场范围扩大会带来较高的价格，工人因此减少休闲去加班，是因为交易费用下降带来的供给行为。 ——政府因为有了清晰的市价指引从而乐于提供公共服务，也是因为交易费用下降带来的供给行为。 ——分工的刺激效果更加强大，因为分工带来的效率提升既能为放弃的资源出了高价，又能同时降低产品的零售价格，分工所能创造的是良性循环的加倍的需求。这也是因为交易费用下降所带来的供给行为。 十几年来中国财政收入增幅超过GDP。针对这个现象存在两个相反的解释。一个指责政府敛财过度，一个认为是政府做对事情的奖励。本文赞成奖励说法，并进一步指出实际税率是市场给予政府所提供服务的价格，实际税率的不断提高是增值税制度下政府竞争行为所带来的新的均衡。 设计一个关键验证。把全国的省市按照1994到2015年GDP的复合增速高低排序，依次取前后各六名构成对照。如果奖励说成立，那么高速组将获得相对低速组较高的实际税率奖励。 该验证的逻辑是：既然增加供给就是增加社会财富，那么由政府提供的利于供给分工的公共服务就将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因此，经济较快增长的样本必然对应质量提升更快的政府公共服务，作为公共服务价格的实际税率也将更高。暴敛所导致的后果则完全相反。利用对立假说在关键验证的数字排序上含义相反，我们展开检验。 注：1、对照样本剔除了GDP规模小于一万亿的省份； 2、实际税率的计算以六个省份一般预算收入总和除以GDP数据总和，如果以各省实际税率简单平均计算也有同样显著的结论； 3、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历史上的增值税改革只是一个税制的小题目，但小题大做，引发的是整个供应行为的连锁变化。其深刻的揭示了政府供给侧改革的内涵，正是通过减少交易费用来增加供给的行为。 ...
中央政府为了鼓励全社会创新，把化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当作了关键步骤。银监会颁布实施了《关于支持商业银行进一步改进小企业金融服务的通知》，主要刺激条款在于计算资本消耗的管制要求时将符合要求的中小企业银行贷款剔除。政策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让中小企业贷款对于银行而言变得更便宜，从而刺激中小企业贷款的生产。然而实际效果如何呢？ ...
某些黄金地段，高端品牌店铺林立，于是该商圈本身便成为消费者心中一个品牌信息：但凡能够跻身其中的品牌，哪怕有些陌生，也一律不怀疑其品质和价格。这些商圈大都是举世闻名的地标，比如巴黎的香榭丽大街，纽约的第五大道，香港的尖沙咀，上海南京西路，类似现象在中国其他的一二线城市也常见，很容易举一反三，心领神会。 ...
以前着重讲了经销合约，接着再谈直销合约。其实最好的思维是把直销和经销联系在一起分析。看得更全面，看得更深入，变化更丰富。 合约选择 同一类产品的供应可以有直销和经销两个不同的合约选择。直销其实就是由厂家经理用行政指令运营渠道，直接实现对消费者的销售。经销则是让拥有独立产权的第三方来负责渠道，从而链接厂家和最终消费者。 ...
小米是个“现象”，现象背后的“去毛利”的经营逻辑也一起流行起来。效仿者众，然而毛利究竟是什么，其变化规律又是什么？ 毛利是指在某一套特定的资产负债表内，把产品市价减去产品直接成本，多出来的那一部分。任何最终消费的产品或者服务，都可能牵涉一长串的供应链条，资产负债表其实是把资源使用和收入分配的主要特征按照一定的产权界定分层切片的呈现出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资源投入都必须获得不低于机会成本的报酬。该报酬就是该资源的租，被竞争和边际递减的规律所约束，既无好坏之分，也不会凭空消失，要么存在于某套报表的毛利当中，要么存在于另一套报表的成本里面。笼统来说，若甲企业是乙企业的供应商，而资源A的产权在甲企业手中，那么A的租就会分别体现在甲的毛利和乙的成本中。 ...
花枝招展的大将 喜欢日本战国游戏或者喜爱大河剧的朋友们一定留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日本战国时代武将的头盔十分有特色。造型夸张的头盔往往和武将个人形象联系在一起，比如本多忠胜和真田幸村的鹿角盔，丰臣秀吉的马兰后头盔，几乎所有的武将都挖空心思在头盔上做足文章。相比同在冷兵器时代的中国或者朝鲜，日本武将堪称花枝招展，大型合战宛如化妆舞会。 ...
菜地 话说一日，大书记城中视察。行至某处，一大片绿油油的蔬菜分外扎眼，这里是新城区建设的预留开发用地，菜地挤在周围建成的现代化高楼当中，有碍观瞻。 ...
春游中，兄长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说是韩国歌坛怪得很，组合比例高的惊人。帅哥靓女一大堆站在台上卖弄，都喜欢，一边倒的独特现象更值得思考。 演唱组合有利也有弊。有利的简单，组合内多款帅哥总有一个你喜欢，配合得宜容易以多胜少，让市场直接淘汰单个艺人胜过老板挑选等等。不利的更简单，人多了麻烦，贡献的评价和收入的分配很难处理，单以中国乐坛而论，组合成名后单飞的不在少数。 ...